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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给父亲的隔离反思

已更新:2021年4月18日

转眼间隔离期就满了,今天是最后一个夜晚,这些天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每天清晨四点开始,你就能听到的,窗外的鸟鸣声; 洒水车在一天内会开过三次,每次播放的都是同样的旋律;每天十点半过后,这座城市的夜景灯就完全熄灭了;在这六天的隔离期里,有四天的清晨起了雾,只有两天的傍晚,我看见了日落。虽然不知道起雾和没有日落有没有科学关系,但似乎只要清晨起雾,就看不到傍晚的日落。酒店房间里的书桌,摆放的不是很合理,办公椅对着大门,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椅子换了个面,让它面对着海,窗外的美景也才不至于被遗落。


社区通知,从23日起,隔离未满10日的海外归国人员需到指定酒店,进行统一隔离。这次临时管控的集中隔离,我并不情愿,也觉得不合理。整个隔离转移的过程,颠覆了我对人权和民主的理解。但如果站在另一个高度上看这个问题,我的想法似乎就有点“狭隘”了。对于一个有着十四亿人口的大国,这种“一刀切”的措施,可能才是最受用的,官方一点说,也是最“科学”的方法。如果就此事用模拟软件Netlogo做一个模型[1],分别模拟使用和不使用这个隔离措施,感染率是会由于这种举措,而大大降低的。如果人人都要求酌情考虑,那么在国家的医疗系统瘫痪之前,政府的行政机关可能就会先瘫痪掉。民众的意识形态,教育水平,道德标准参差不齐,强政便是利政。如果连模拟出来的模型都能证实这个举措的优越性,那么牺牲小部分人的利益去满足集体主义的需求,在我看来变的即科学,又合理。因此事有双面,有利必有弊,不仅是从政者,就算是参与的民众,也同样要权衡利弊,放大格局。


一个理想的政治体系,同样需要“物质基础”,而这种“物质基础”,就是我上述所提到的,民众的意识形态,教育水平和道德标准。所谓,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只有“物质”充足了,我们才有能力去谈民主,自由和人权这样的“上层建筑”。在特殊时期,排除短板效应带来的潜在危机,显得尤为重要。

除此之外,隔离期间一封公司HR的邮件,也让我有所思考。邮件的内容很长,与我切身相关的有两条:第一条,如果因为度假而滞留海外的员工,在海外滞留期间,属于带薪缺工。第二条,居家隔离或者由于政府要求被安排统一隔离的员工,如果无法远程上班,也属于带薪缺工。这使我不禁联想到前不久奥地利媒体的报道:政府将拨款340亿欧元用于保障企业生存和稳定就业等等的,在疫情下爆发的社会问题。只是我没有想到作为一个普通的外籍纳税人,我也能享受到奥地利政府应急措施下的补贴。


高税收带来的高福利。奥地利政府算是把这个理念落实到了实处。惊讶之余,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事有双面,不可一概而论。如此的高税收和高福利之间就完全没有弊端吗?答案显然不是。普耐斯定律中指出“在同一主题中,半数的论文为一群高生产能力作者所撰,这一作者集合的数量上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”。简而言之,就是大多数的价值是由小部分的人创造的。类似的理论还有我们熟知的二八定律,“在任何一组东西中,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,约20%,其余80%尽管是多数,却是次要的”。这种价值创造的不对称,相反又暴露出了社会公平性的问题。弱者理所应当觉得自己就应该被救济,强者却同样“理所应当”的被剥削着。长此以往,多数人就不再那么想当“强者”了。因为在这种社会体制下,他们并不会因为更多的付出而得到更多。整个社会的氛围,变成得过且过。就连在区块链理论里,我们都需要一个合适的奖励机制才能使链条自发延续,更不用说我们的人类社会了。


我在这里又谈民主自由,又嘲笑别人的高福利,好像点滑稽了。

欧洲全民参政的理念,将大多数的民众都培养成了演说家,他们甚至觉得忽略自己的政治参与度,是一种品德的缺失,不去参加选举,是要受到谴责的行为。他们可能对待工作热情度不高,但是对于政治确是乐此不疲。恰恰是因为这种政治的参与度,让他们人人都清楚的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建设的参与者,不光是政治文明,包括经济建设,社会民生,方方面面,谁都应该尽自己的所能,为这个国家做贡献。

相比于欧洲,在中国,民众的政治参与度是很局限的,他们被日常生活中的房贷,车贷,医疗,以及子女教育,各种各样的生活压力压得喘不过气,每天担心的是,会不会失业,更没有闲暇去关心政治。但我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能多多参与政治,如果我们的政治能走进千家万户,那么我们政府的政策一定会更加贴近民生。


明天就要“解封”了,我突然间有点舍不得。这些天,在我的一亩三分地里,我除了看海,就是思考和工作。人一定要学会和自己独处,才能让思想去到更远的地方。

写于2020年3月28日凌晨